北大中文系77级难以复制的一代传奇

2019高考已经结束,在考生等待分数出炉、谋划如何填报志愿的时间里,我们推送这篇首发于本刊2007年《高考三十年》封面专题里的文章,从42年前的社会剪影,管窥恢复高考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


1977级北大文学、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,“文学专业都是作家、诗人,飞扬跋扈,走出来脸都朝天看。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。”


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86期

文 |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

全文约6343字,细读大约需要15分钟


1978年春,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



1978年春,18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,望着校门上“北京大学”4个字愣了愣神儿。


“特想掐自己一下。”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一天,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,“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,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,还是北大!


29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,锁上家门的时候,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。恢复高考前,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,成了家,还有了一个女儿。


“高考只是试一试,没想到真考上了,通知书下来的时候,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,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。


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32号宿舍楼,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,大家很快熟络起来。


葛兆光一觉醒来,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。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,定睛看了一眼周遭,谁也不认识。


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32号楼的。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,咣啷咣啷的火车上,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。


如今,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。“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,在哪里,那时候并不清楚。


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查建英 图 / 受访者提供



高考


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,但分属于3个不同专业,查建英是文学专业,杨迎明是新闻专业,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。


1977年冬,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,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,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,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。


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,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,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“战斗”。


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,“晒得特别黑,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”,农忙的时候,天不亮就起来,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。


“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,机械劳动,人都木了,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。”最累的时候,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。


葛兆光“战斗”在贵州,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,常常下乡跑收购。1977年秋天,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,第一反应是“不敢相信”,直到忙完秋收采购,从乡下回到县城,才得到确认,“真的要恢复高考了!


他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,“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。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”,恢复高考,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。


“也没敢抱太大希望,我只念完了初中,差得太多了!


填报志愿的时候,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,“我就想当作家,3个志愿,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。”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


葛兆光时年27岁,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,“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,只能学文科,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。”结果,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,“没有那么浪漫,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。


葛兆光和阴法鲁先生在颐和园 图 / 受访者提供


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?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,“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。


杨迎明进北大,比他们都曲折。


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,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。第一批录取结束后,他没收到通知,“以为人生就这样了,当时婚也结了,孩子也有了,没考上就没考上吧,继续过日子吧。


过了些日子,忽然又来消息,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。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,有一天,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,办理离职手续。


进校之后,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。中央各新闻单位10年少有新人,首批招生结束后,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。


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79岁高龄,老人回忆说,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(时任北大副校长、主管当年招生工作)的通知,要求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。


“张龙翔思想很开明,特别强调不要太左,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,影响正常招生。


查阅考生档案时,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,“第一批就该录取了”,但是因为“祖父在台湾,父亲是右派”,或者“家里‘文革’中的问题还没弄清”等等原因,档案被搁置一边。


“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,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,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。没必要搞这些。


当年已经28岁的女考生刘鸿,孩子已经5岁了,虽然分数过线,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。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,进行第二批录取,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,“她就说,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,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。


“一个女同志,28岁的年龄,又有孩子了,这一年不录取她,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。”就这样,刘鸿成为北大77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。


秦硅老师说,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,据他回忆,新闻专业70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。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14岁,考试那年31岁,转年入校已经32岁了。“我们都特尊敬他,叫他老叶。



求学


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1978年入校,1982年毕业,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、理想重建的冲击。


“刚进校那会儿,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,‘文革’之前的东西、‘文革’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,交织在一块儿。


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,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。


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,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,“坐在后面,上课还可以抽烟”。


上大学时杨迎明已经成家 图 / 受访者提供


头两年,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。77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、黄蓓佳、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“业余作者”,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,对于新闻专业,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,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。

葛兆光笑言文学、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,“文学专业都是作家、诗人,飞扬跋扈,走出来脸都朝天看。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。


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“出土文物”,用杨迎明的话说,“很安静,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,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。


文学专业49人,新闻专业洋洋70人,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,女生5名,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。


“这个专业还特别怪,4年才招一次生。”上无师兄师姐,下无师弟师妹,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。


1982年毕业的时候,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,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“震”了。


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,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,“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。


“我们的功课很扎实,文学课跟中文系上,历史课跟历史系上,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。


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,个个大名鼎鼎。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(2002年去世)、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(1998年去世)、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、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,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。


“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,特别有热情。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,两腿往床上一盘,就讲开了。


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。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,“有名地用功,天天在楼道里,一直看到半夜。


葛兆光的目光不仅盯着学问,也盯着外面的世界 图 / 沈煜



解冻


图书馆,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。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,学生得到特许,可以查看一些外刊,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“内部影片”。


“文革”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,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,但不可借出。禁书开禁,人满为患。


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,“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”。都是大部头,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,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,第二天再去。“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,一会儿就看完一本。我慢死了,特着急。


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,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、办刊的热潮。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《实报》,取新闻报道要“实事求是”之意,出了5期,以新闻评论为主。


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,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,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。主笔孙冰川被称为“辣椒主笔”,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。


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《未名湖》的编辑,“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。


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《未名湖》文学部分的编辑。“忙极了当时,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《早晨》,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《这一代》,再有就是《未名湖》,我都参与了。


她在《未名湖》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,“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,题目我忘掉了,写农村生活的,写得特别棒。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,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。


多年之后,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。


这期《未名湖》封面全黑,“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,显得我们在思考。” 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,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——史铁生的《午餐半小时》。


“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,好像还发了北岛的《幸福大街13号》,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
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,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,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,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。


“大家都关心时事,关心社会精神层面发生的各种变化。”葛兆光说,他们专业的同学虽然没有像查建英、杨迎明他们那样,热火朝天地办刊办报,但是每到吃饭时间,大家都会端着饭盆,挤在三角地读新诗。


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,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,去参加“地下诗会”,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,大半夜再骑回北大。


杨迎明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 图 / 本刊记者 姜晓明



激情


他们对国家社会、民生时事充满了热情,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无比自豪。“甭管谁出门,都别着校徽。北大的人戴校徽,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戴,走在街上,人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


1981年,77级学生三年级,发生了两件大事,隐藏在内心的激情潜流得以迸发喷涌。


第一件与体育有关——1981年3月20日深夜,广播里传出好消息: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,先输两局,后奋起直追,连扳三局,终以3比2战胜当时的南朝鲜队,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。


北大校园一片沸腾,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涌出宿舍楼,人越聚越多,最后大家索性把扫帚点着当火把,跑到现在的中关村一带游行。“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,都在喊‘祖国万岁’、‘中国万岁’,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,‘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!’马上大伙就跟着一块儿喊起来,当时那样一句话特别能表达出我们的心情。


喧腾中,大家没有留意是谁第一个喊出这句口号的。没曾想到,这句口号迅速传播开来,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。


多年之后,在《中国体育报》工作的杨迎明特地为它做了一番调查考证,最后确认首创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刘志达。


同一年,北大举行校内竞选,各系纷纷推举候选人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。“学校里到处都是竞选台子,发传单的,演讲的,热闹极了。”查建英至今难忘学生时代的单纯和热情。



大学时代最想当作家,现在查建英觉得职业作家太辛苦了 图 / 姜晓明



后来


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,对于77级来说,毕业分配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。正规大学教育中断10年,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。


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,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,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,“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,那么多就业位置供我们选择,留在国内,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。


她留学的南卡罗莱纳是美国南方一座小城,黄子平笑她,“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。


1984年她离开“贵州”,走进纽约,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。1987年回国,中篇小说《到美国去!到美国去!》和《丛林下的冰河》问世,被评论界褒奖为开了1980年代“留学生文学”的先河。她还为内地、香港、纽约等地多家媒体撰稿,并用英文写作了《China Pop》(《中国波普》),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。2006年出版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,首印1.5万册一个月内即告售磬。


她在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里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理想和热忱,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,“当时单纯的不仅是我们,整个社会都是相对天真的。”虽然连北大毕业证都没有拿,但她说,北大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,她庆幸自己通过北大站到了更高处,“在北大,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,更多的是机会和理念。当年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长年灌输进去的东西,需要很长时间去清洗,北大是一个开始。


有意思的是当年一心想当作家的她,现在觉得做专职作家“太辛苦了”,她现在的工作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事务代理,“他们来北京开会、研讨,我们负责组织,安排行程。”她笑咪咪地说,这份工作是她挣钱的活计,而因为没有生计的压力,写作也变得更加自由随性。


她的同学毕业之后有的成了专业作家,有的则进入出版社或者大学。梁左写出了经典室内剧《我爱我家》,王小平创作了《刮痧》等影视剧本,陈建功和黄蓓佳先是成为著名作家,后来又走上行政岗位,担任中央或地方作协的领导职务……


新闻专业的70名学生一早就被中央级新闻单位预订了,“当时除了中央直属的新闻单位,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没有一个名额。


杨迎明自大学期间便在《中国体育报》评论部实习,得到一致好评。但是这份报纸不属中央直管,没有大学生进人名额,时任社长徐才不得已专门给体委领导写了报告,再由体委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,这才特批了一个指标。


“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电台、电视台,就觉得到报纸才是真正干事业的地方。”说起这些年媒体行业的变化,杨迎明很有些感慨。“我们这批人进入中国新闻界,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叙事手法的转变,突破新华体,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,让新闻媒体从宣传工具逐渐回归本位。


杨迎明入职后,历任评论部主任、体育报副总编等职务,现在是《中国足球报》总编辑。年轻的时候,他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。后来,他关注中国人的“活法”,把体育报道的眼光从竞技转到日常生活、群众体育,《早晨,北京的老人们》、《无剪辑录音》、《国人之余暇》等特稿至今读来仍有新意。


他的同学也都成为影响中国传媒界的人物:新华社副社长何平、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庚年、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、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雅斌、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、中青在线CEO刘学红……


葛兆光和他的同学,大多数就职教学科研机构。虽然“终日与故纸堆相伴”,但是作为打上历史标签的77级,他们密切关注着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变化,“我们那一代人始终在历史漩涡的中心里打转,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,最大的特点是不仅仅关心学院里面的事情,学院外面的事情,你也要有关怀!


他力倡学术通俗化、故事化,力挺学者上电视,号召学术高手们来做这个工作,“我们有些高手还是把自己束之高阁,悬挂在高高的云端,这是不对的。我做思想史研究,特别关心真正传达到民众那里,成为影响和指导生活世界的思想,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的那些东西。


当年不知“古典文献专业”为何物的他,庆幸自己通过北大严格的训练,“找到了一个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”,那个时候还看不清楚的未来,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探究中渐渐明朗。20年来,他著述甚多——《禅宗与中国文化》、《道教与中国文化》、两大卷的《中国思想史》、《屈服史及其他——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》、《西潮又东风:晚清民初思想、宗教与学术十论》等等,论著被翻译成多种外文,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、第一届长江读书奖、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。2007年3月,他辞别清华大学,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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